〈自由廣場〉矯正體系需要矯正
2015-02-13 06:00
◎ 施奕暉
高雄監獄六位重刑犯奪槍挾持人質事件,最後以六位受刑人自戕的悲劇收場。
民國九十五年刑法修正後,我國採取「重刑化刑事政策」,除提高假釋門檻、效法美國三振法案強制加重量刑、更對性侵犯採用美國梅根法案以及潔西卡法案的嚴密監控策略。政府抱著除惡務盡的嚴厲態度,力求打擊所有影響民眾安寧、破壞經濟環境的犯罪成員,打擊對象從江洋大盜到酒駕駕駛,這種政策,反映出民眾求治心切的需求,但也步上美國這監禁之國治絲益棼的後塵。
統計上,重刑化政策,雖然讓整體的犯罪率近年趨於緩和,但監禁擁擠狀況卻每況愈下,五萬三千的監獄容額,卻長期收容六萬四千人以上,擁擠超收率高達二十%。這大量監禁的景況,如學者所稱,我國已形成一種成癮性的監禁政策,而這政策卻凸顯出菁英專家的建言不受重視、民眾對政府效能的不信任以及刑罰被民粹主義主導的重大缺陷。
本次事件讓筆者想起,一九八○年美國發生的Ruiz vs. Estelle案,該案在美國甚至世界各國獄政史上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德州監獄受刑人Ruiz控訴當時德州矯正局長艾斯特勒(Estelle)監獄擁擠、人滿為患,處遇品質下降,違反美國憲法第八次修正案「殘忍而不尋常的懲罰」及第十四次修正案「正常程序平等保護權」。在受刑人勝訴後,引發美國獄政開始普遍重視改善監獄擁擠情況、受刑人衛生醫療照顧、公平待遇、受刑人陳情、申訴及視察機制及教化活動之改善,甚至對出獄準備以及社區性犯罪矯正的高度重視,這可說是場不流血的獄政革命。
這次的監獄暴行,可說是壓垮矯正體系的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高雄監獄的悲慘案例,只是刑事政策困境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爾後監所持續的緊張與不安,相信仍有類似案例會發生。司法院與法務部應儘速針對當前重刑化刑事政策,以及獄政管理問題,進行整體成效與負面影響之評估。深切檢討重刑化政策引發的困境,以作為改革刑事政策與修正現行法律的參考。
(作者為中正大學犯罪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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