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神秘的棺材
- 第一章 憫忠寺
- 第二章 寂寞餘花
- 第三章 「休懷粉身念」
- 第四章 西太后
- 第五章 康進士
- 第六章 皇帝
- 第七章 回向
- 第八章 大刀王五
- 第九章 戊戌政變
- 第十章 搶救
- 第十一章 捨生
楔子 神秘的棺材
天河像一条带子，正南正北的悬在天上。北京的人说：“牛郎在河东，织女在河西，今年七月见一面，再等来年七月七。”
七月七过去了，正南正北的天河改了方向。北京的人又说：“天河掉角了！天河掉角，棉裤棉袄。”这就是说，天快凉了。
“接着是六月十五，是鬼节，家家都要“供包袱”。“供包袱”是到纸店买金银箔，叠成小元宝，搭配上一团一团的“烧纸”，装在方纸袋里。纸袋是特制的，上面用木刻版印上花样，由活人写上死人的名字，放在家门口，就烧起来了。烧的时候，要额外留出两张“烧纸”单独烧，做为邮费。就这样的，活人就把钞票火汇给死人了。
七月十五伺候过了鬼，八月十五就伺候人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要蒸“团圆饼”。饼有五分厚，有六七层，用的材料包括葡萄干、桂圆、瓜子、玫瑰、木樨、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桃仁、杏仁、面粉，一个蒸笼只蒸一个。过了中秋夜，第二天就切开了，家里有多少人，就切多少块，表示团圆。所以，“团圆饼”人人有份，不吃就表示不团圆。
每一年的中秋，就在北京这样轮回着。时间年复一年的在前进、风俗周而复始的在重演。团圆、团圆、大团圆，多少中国人民在风霜里、在烽火下、在骨肉离散中，为这一梦想揉进了辛酸与涕泪。直到团圆化成多少块，像“团圆饼”化成多少块，一切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除了辛酸、除了涕泪，一切都归于乌有，只除了一具棺材。
把棺材上漆，是北京人的一件大事，愈好的棺材愈要上漆，甚至年年上漆，没漆的棺材是穷人的。中国人讲究养生送死，送死比养生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比其他城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特色是“杠房”，杠是不同粗细的圆木，交叠起来，由“杠夫”抬起，上面放着棺材。杠的数目有“四十八杠”、有“六十四杠”，愈多愈神气、愈多愈稳。稳得上面可放上满满的一。碗水，不论怎么抬杠，保证水不洒出来。不洒的原因是杠夫走路不用膝盖，腿永远是直挺挺的，像僵尸一般。指挥他们的人叫“打香尺的”。“打香尺的”像赶一堆僵尸，不说一句话，只凭敲打一根一尺长、两寸宽的红木尺来发号施令，不论上下快慢、转弯抹角、换人换肩，都以敲打为记。北京城送死的另一特色是“一撮毛”。“一撮毛”是职业性撒纸钱的，他在腰间扎了条白带子，陪同丧家穿孝，以示敬重。出殡时候，每经十字路口或机关庙宇，就由“一撮毛”出面，把几十张碗口大小中有方孔的白色冥钞往天空撒去，撒上天的时候，一定要一条白练式的上去，高达九、十丈，然后像一群白鸽般的飘下来。使路人侧目，然后鼓掌叫好。
这些特色，都表示了北京的人对送死的郑重，活人对死人的事，是含糊不得的。
那是八月十六，中秋过后第一天的子夜，一个健壮的黑衣人谨慎的走向北京西四甘石桥，走近下牌楼的草地，向一根木柱子跑去。他一边跑着，一边自背上解下大麻袋，在月光下，把木柱下的一具死尸装进袋里。他匆匆在四周草地上检查了一下，又随手捡起许多零星东西，一并装进，然后扎紧袋口，背起来跑了。
他跑过了一条街，回头看着，见到四边无人，就匆匆转入小巷，在小巷里穿梭前进着。清早三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脱出北京的内城。
北京的内城有九个门，俗称“里九”，外城套在内城南边，有七个门，俗称“外七”。内城外城之间的三个门是中央的正阳门（丽正门）、东边的崇文门（文明门）和西边的宣武门（顺承门）。黑衣人背着麻袋，付了贿赂，脱出了宣武门，就朝左边的胡同里走去。他一转再转，转入一条死胡同。死胡同中有一间空屋，屋前有个小院子，有两个人等着他，地下一口棺材，棺材盖是打开的。两人看他来了，帮他接过了麻袋，解开麻袋，把死尸装进棺材。黑衣人把麻袋中的零星东西仔细清出来，一并装进棺材里。他掏出腰问的毛巾，为死尸的脸清理着。
那张脸已被刀割得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那是一张威武而庄严的脸，在月光下，神情凄楚地呈现在黑衣人面前。死尸全身是赤裸的，全身都被刀割得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凌迟”是中国辽、宋以后死刑的一种，是尽量使人犯临死前痛苦的一种文化、是专门用来对付大逆不道的人犯的。“凌迟”俗称“剐”，是把人犯绑在木柱上，由刽子手以剐刀细细切割，叫“鱼鳞碎剐”。剐刀长八寸，有木柄，柄上刻一鬼头，刀刃锋利无比。中国骂人话说“千刀万剐”，就是描写这种情况的。
黑衣人清理了死尸的脸，凑合了四肢，用一张薄被，盖了上去，棺材上了盖，打下了木钉。黑衣人点上了一至香，插在上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扑到棺材上，大哭起来：“老爷啊！你死得好惨！好惨！”他喃喃喊着。多少个小时的紧张与麻木，都随着泪水化解开来。
其他的两个人，忙着在棺材前后穿绳子，穿出两个绳圈，用一根木杠，贯穿过去。这棺材没有“四十八杠”，也没有“六十四杠”，只是两人抬着吊起的单杠。棺材没有上漆，是最廉价的那一种，木质是轻飘飘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棺材抬起来。黑衣人擦了眼泪，拿着香，走在前面。清早四更的天气，北京已经很寒了。
他们快步走着，来到一大片红墙边。红墙上面铺着灰瓦，下面敷着灰泥。他们沿着红墙走着，红墙尽头，便是三座大门。大门中门最大，两边各有一座石狮。一位和尚站在中间，招呼他们进去。进去右首有一间房，房中摆好两个长板凳，棺材就放在板凳上。
“都准备好了？”黑衣人间。
“都准备好了。”和尚答，“我们立刻开始做佛事。”
“愈快愈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启灵。”
“埋在哪里？”
“埋在广渠门卧佛寺街东边。那边不招眼，不大有人注意”
“很好，很好。”和尚合十说，“佘先生真是义士！佘先生肯在这样犯忌的时候收尸，真是人间大仁大勇，我们佩服得很。”
“哪里的话，”黑衣人说，“法师们肯秘密做这一次佛事，超度亡魂，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黑衣人作了揖，然后说：“现在佛事就全委托给法师了，我要出去办点事，准备今晚的启灵。”
“佘先生请便。这边一切，请放心就是。”
黑衣人再作了揖，和另外两人走出了庙门。迈出了门口，两人中的一个问黑衣人：“这庙叫什么啊？”
黑衣人回身一指，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悯忠寺”。
第一章 悯忠寺
七世纪的六四四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大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征——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
六四五年三月，他要出发了，他留守后方的儿子很紧张，哭了好几天。最后，为他送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儿子说：“等到下次看见你，再换这件袍子。”——衣服都不用换季，仗很快就会打胜的。
五月，唐朝的大军打到了辽东城下，辽东是现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城，血战以后，攻下了辽东城。六月，已进军到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高丽动员了十五万人，双方展开了恶斗，最后高丽打不过，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就这样的，战争拖下去了。
夏天快到了。唐太宗还穿着原来的袍子，不肯脱下来。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储存的粮食快光了，东北的天气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破了。新袍子拿来，他拒绝换，他说，将士们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穿新的？最后，只好撤军了，九月在撤退里度过、十月在撤退里度过，十一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时候，所有的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幽州，就是北京。
唐太宗很痛苦，他换掉了旧袍子，可是换不掉旧的创痕。魏征要是活着，就好了，他想。魏征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他派人到魏征坟上，新立了一座碑。把魏征的太太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征的怀念。
他在幽州，盖了一座庙，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愉的，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这座庙的名字，应该表达出这种意思，唐太宗最后决定，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寺里面，盖了一座大楼，叫悯忠阁，立了许多许多有名的和无名的纪念牌位，阁盖得极高，高得后来有一句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表示它离天那么近。
这是中国的早期忠烈祠。
一千年过去了。一千年的风雪与战乱，高高的悯忠阁已经倒塌了，但是悯忠寺还凄凉地存在着。
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纪录，只能追溯到十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十三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的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十四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的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十六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一五五0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一五五○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汉族的中国。又过了八十六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一七三一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家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枪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清朝摄政王多尔衷的宅邸，旧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枪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一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十二世纪，南宋也亡了。一个江西的进士谢枋得，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被俘。他隐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钱，只肯收米面等实物，给他钱，他就生气，丢在地下。后来被发现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宠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的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伦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十四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金银宫阙诸天上，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只怜春色城南苑，
金银宫阙诸天上，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只怜春色城南苑，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
第九章 戊戌政变
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夹在宫墙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来，更是黑暗处处。
乾清门比起午门、太和门来，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来也气势威严。尤其在天黑以后，黯淡的烛光，自门中摇曳出来，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更显得威严而死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张立，看来在保护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但是，它也内有皇帝宝座，皇帝来这里，叫做“御门听政”。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前面放一黄案，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有斜墙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黄绿琉璃瓦，凸起在朱红的墙上，入夜以后，变成一面黑墙，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显得格外突出。沿着照壁再向左，过了内右门，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军机处。与军机处成直角的，是隆宗门。过隆宗门又成直角，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就是军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从此立为制度，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它的权力极大，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尝不限制它。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就另放在内廷，要盖印时，由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请印”，才能完成盖印手续。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内容，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而军机处的重地，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门上挂着白木牌，上书“误入军机者斩”，森严情况，六字毕呈。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在旁监视。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设备简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墙上的“喜报红硅”木匾，那木匾上的四个字，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专权，“御门听政”早就没有举行了，被缩小了的皇帝，现在，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不过，所谓满，满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谓汉，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整个的中国，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
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始。这一天，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变法自强，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除旧方面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妇女缠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试策论、办学堂、设农工商机构、设矿务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新知、准办学会、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实行征兵等……在光绪皇帝带头、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西太后那边，在颐和园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来。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事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师翁同A赶走、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摆下阵势，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虽然阴云满天、大军压境，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变法维新，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在白天，他越过守旧大臣，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在晚上、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在铜狮未醒的当口，秉烛策划一切。
可是，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传来，大概就在十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就会展开。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脚，九月十四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两道密诏的内容是：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干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傅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凡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廉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的，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
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
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
朕有厚望焉！特谕。
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会馆里，康有为和大家捧着密诏，做了紧急的决定：第一、要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提议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军头袁世凯，袁世凯头脑比较新，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连续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一冒，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发生时，大家被一网打尽，所以决定康有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决定以后，即分头进行。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十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那时事忙，没住在自己的海淀别业，就便住在法源寺里，他为什么住法源寺，没人知道，也许在学恭亲王吧？
一八六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下弟弟恭亲王奕忻在北京与洋人谈判。那时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匕京内城，恭亲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进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热河遥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嘱的是：恭亲王不可以亲自见到洋人，因为恭亲王是中国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岂可被洋人见到？但是，咸丰皇帝这种叮嘱，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你自己打了败仗，洋人占了你国都，你跟洋人谈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英法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也亟应赶快解决，在解决过程中，恭亲王就无法不见到洋人了。最后，谈判完成，英法联军同意撤兵，愿和中国和平相处，并表示将按国际礼仪派大使来“亲递国书”。不料这一约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的介意起来，他批恭亲王的奏折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饵，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那？”为了抗议大清无人和拒见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热河。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夺权成功、恭亲王的终于失势。他在法源寺折冲尊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六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一一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个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着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大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一一瀛台一一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市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分，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地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苦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忐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他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他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且，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柠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杆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他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槁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采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一一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呢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替，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了，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但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好，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但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分尸？你是说一一”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镖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的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谭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启超的肩膀，站起来。通过公使馆的方窗户，向远望着。“就是什么都不能说，才能加强血荐的效果。”他侧过头来，望着梁启超，梁启超抬头看他。谭嗣同笑着，“卓如啊，你一个劲儿的想说动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处解释，甚至要死也该在海外死，你可太爱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荐就是要借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这也叫借刀杀人吧？怎么可以自杀？老太婆杀了我，才证明给天下这个政府无道，大家该革命；若如你所说，不给老太婆杀而去自杀，不但给这个老太婆脱了罪，自己消灭了他们的眼中钉，并且自杀又变成了种种离奇解释。比如说，人家就会说自杀是因为改良失败而厌世，或是什么别的，总之，那个时候，整个的效果完全不对了。所以，要血荐，就在这儿血溅，就要血溅菜市口。在这儿，才有最好死的地方，才有最佳死的方式。”
“如果你对改良的路这样悲观，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条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转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着，康先生在外面，他绝不会丢掉皇上，他一定还是君王立宪，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关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变。我说过，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噢，时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谭嗣同站起来。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记得我的《感怀四律》吗？第四首一一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叮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祗。
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不论汉满蒙回，中国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做春泥，还要相会。再会了，卓如，再会了。”
“可是，复生……”
谭嗣同把布包交给梁启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关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样的名。我希望你带走这些稿本，连同我已经发表的，将来一块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来，同时用你一支健笔，代我宣传我这一点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绩，也算不虚此生。我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觉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认识了你和康先生以后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开花的日子，当然，如《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最后毕竟用我的血来印证了我留下一点妙法。再会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来，在里面安全。再会了，卓如，一切保重。”
谭嗣同放开了梁启超的手，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客厅，平山周紧跟着出来，随手带上了门。
梁启超呆望着门，然后快步走到窗前。从窗口朝外望，谭嗣同从大门走出来，平山周陪着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前进着的背影，这样一个伟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后，为了永恒，一时撒手，只留下背影给你看了。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出公使馆，要求送他一程。谭嗣同答应了。两个人并着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静、很干净，他们经过了西班牙使馆、英租地、俄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美国兵营，向南转向正阳门。离开了这些使馆区，就是中国的气氛。正阳门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阳门也叫前门，这个前字，说明了一切；前字旁边就是这么多使馆区，也说明了一切，前门是北京内城南边正中间的大门，盖在紫禁城的中线上，高达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门里最雄伟的。它的南边，包了一座半圆的城墙，叫瓮城，半圆中点，有一座箭楼，箭楼的目的是保护正阳门的门楼，这是设计时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楼，就是护城河，河上有桥，过了桥，向东的街叫东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桥头就是联在一起的五个牌楼，叫五牌楼，所以正阳门外面，等于有两道前面的建筑——箭楼和五牌楼。出了五牌楼，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阳门外大街，也叫前门大街，也叫五牌楼大街，这条大街，直奔天桥、天坛、先农坛，以到外城的大门——永定门。出了五牌楼向右转，就是北京的娱乐区大栅栏，有戏院。从大栅栏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铁拐斜街。斜街，因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东西向，很整齐，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齐。北京是一个古城，到处是历史、是传说、是神话和掌故。李铁拐是中国八仙里的用拐仗的破子，叫斜街做李铁拐斜街。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着，一路谈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谭嗣同奇怪这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如此之深。他从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渊博的谈吐里，蓦然想起：这个人，难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员吗？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说日本秘密社会像黑龙会等的成员，许多都是“支那通”。眼前这位平山周的东洋人，难道不是黑龙会的人物吗？
平山周从谭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过招”的默识。最后，在浏阳会馆门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着谭嗣同，转身走上回程。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农历戊戌年八月十日．北京城的鬼月刚过去不久，可是一片阴霾与鬼氛，却笼罩在全城。天还乍亮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大门慢慢开了，八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沿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时候，他们又鱼贯走进。可是到了进月台之前，十几个清廷官员赶了过来，半强迫半礼貌的拦阻了他们，说按照手续，请他们拿出护照看看。护照一一是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桃太郎、宫崎滔天、可儿长、月照。清廷官吏由翻译官用熟练的日语，向他们问话寒暄，可是问到月照的时候，平山周抢着用中国话说：
“这位月照先生是哑巴，不能说话，请原谅。”
清廷官员以惊奇的眼神盯着月照看，又盯着平山周看。平山周严峻地用日语向翻译官耳边补了一句：“请贵国尊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外交人员，不要惹起什么误会才好！否则事情闹大，大家都不好看！”
翻译官识相的在官员耳边做了私语，大家再交头接耳一阵，把路让开了，心照不宣地盯着月照，让他上了火车。
一星期后，八位日本人乘大岛军舰到达了日本。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
在日本公使馆开大门的同时，浏阳会馆的大门也馒慢开了。开门的只有一个人。他穿着上朝衣服，神色夷然的把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走回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龙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用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他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六点半。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起来，由远而近，一刹间门帘忽地拉起，冲进武装的衙门官员，一进屋就五六个。
一冲进来，他们吓了一跳。主人正襟危坐，安静地看他们张皇失措。他不慌不忙，从桌上端起盖碗，挑开盖子，还悠闲地喝了一口茶。
官员们惊魂方定，带头的九门提督欠身为礼，恭敬他说：
“谭大人，上面奉旨，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
“我知道了。”主人笑了，笑得那样从容、那样会心，“我知道你们各位会来的，我已经开门恭候了。”
主人安稳地放下盖碗，站起身来。
“会馆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主人笑着说，“等一下我的老家人会回来，请留下的人转告他一声。”
说罢，他戴上官帽，摆正了，挺胸走出来。两边的官员慌忙让出路，护送他上了马车。
马车在刑部停下，大人被前呼后拥进了刑部。刑部的值班人员拿出收押簿，问他身分、请他签到，他的“桀傲”，又展现了。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他被带到刑部监狱南所的第一间——头监牢房里，房里一床一桌一椅，阴暗、肮脏而简陋，和他身穿的雍容华丽的上朝衣服——朝衣来，构成了非常不搭调的对比。他首先感觉到这一对比，他笑了，他脱口吟出龚定盫的诗句：
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吟完了，他笑得更开心了。他想起两千年前的汉朝大臣，为国家筹划长远的前途。可是，一旦天威莫测，纵为大臣，也不由分说，回家一下都不准，身穿朝衣就斩于东市。清朝最有才华的龚定盫写这首《行路易》诗，道出谋国者捐躯为国而死，死得固然快乐，可是，想到此身不能再与美人燕好，也未尝不为之惜也！其实，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惜。他想起他那别妻书：“……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虽然，对来生来世备致希望，但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却是眼前的事实。自己求仁得仁，固毫无所憾，不过，那“同命鸟”的一方，他单方面就替她决定了生离死别，作为志士仁人，在小我立场上，未免也难逃“自私”之讥吧？他坐在床上，天南地北的乱想起来，脑中不免有点困惑。还好，困惑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人生。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我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头马面、不能献身给国家又献身给妻子……我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选择的，寄以前瞻；对拒绝的，砍掉反顾。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暂，自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并且影响自己已选的角色。不过，今天，人已在这里，就不同了。眼看已经没有未来了，今天的生命已经无从浪费、今天充满了空白与悠闲、今天是一个假期，是永远的假期的开始，真奇怪，这样的一开始，他就先想起那在浏阳家乡、孤苦无依的妻子，结了十五年的婚，只生了一个小男孩，还夭折了，他对她未免愧疚。他想到他的死讯传到家乡后、他的灵榇运到家乡后，她将如何面对这种凄苦与长夜，他想不下去了……他又想到他的父亲，多少年来，由于后母的虐待，导致了他与父亲的不合，直到最近几年，他长大了，情况才好转。他父亲是湖北巡抚、是封疆大吏，可是他不愿连累父亲，所以，昨天早上，他烧掉了一些父亲赞助他的信，捏造了一些父亲斥责他的信，用维妙维肖的书法，表达了父亲在激烈反对儿子去搞变法维新的活动，并声言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想到这里，他露出一丝慧黠的笑——“这些假信，在搜查会馆时，一定被他们搜查到，他们一定被骗，父亲大人就可脱身了”……
就这样天南地北的想着、想着，已近中午。狱吏从通道外，把午饭从栏杆下推进来，只有简单的窝头一个、菜汤一碗。狱吏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小人模样，并且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嘴脸，盯着谭嗣同看。然后东张西望，突然间伸手掏进上衣，快速的将一包东西，丢进牢房，正丢到谭嗣同脚下，然后用眼神示意，低声说：“送给你的。”接着，凶恶的大喊一声：“吃完了，汤碗丢出来！”就转身走了。
谭嗣同机警地捡起小包，退到墙角，背对着，打开了，原来是一包酱牛肉，配上十多条湖南人爱吃的红辣椒。他立刻明白了：“这里有好心人惦记着我。”在孤独中，他感到一丝暖意。
下午，仍旧在天南地北的乱想中度过。他想累了，决定看一看，不再想了。他把椅子放到床上，站上去，勉强可攀住高窗，朝外望去，正看到刑部狱的内院，院中那棵大榆树，忽然提醒了他：“这不是明朝杨椒山杨继盛在狱中亲手种的那棵有名的大树吗？杨继盛三百五十年前，不正关在锦衣卫吗？锦衣卫狱不就正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而杨继盛住的，不正是编号头监的这同一间牢房吗？”他惊奇得想叫出声来。杨继盛一代忠良，可是由于向明朝世宗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当廷廷杖，打了一百四十棍，打完以后，又下狱三年，最后还是把他杀了。他死的那年，只有四十岁，他的夫人上书要代他死，她哀求皇帝准许她代丈夫死，可是还是不准。杨继盛倒是铁汉，他被廷杖后，昏倒了许多次，但最后活了过来。他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在牢里他用破碗的瓷片，把腐烂的肉一块块切下来，连在旁边执灯帮他打光的狱卒，看得手都发抖了。在他被打之前，有人送他蚺蛇胆，说吃了可以减少痛苦，可是他的回答是：“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他临被砍头时，作诗二首，一首是：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真的补了。他死后二十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五十一岁时候，又和他一样的做了烈士。而左光斗坐的那个监狱，不也正就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如果是头监，岂不又是这同一问牢房吗？左光斗为了说真活，被下狱、被廷杖、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左光斗体无完肤。他的学生史可法买通狱卒，穿着破衣服、草鞋，化装成清洁工，偷偷进来看他，看到的竟是面额焦烂无法辨识的左老师了。左老师身靠着墙，浑身血肉模糊，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已残废得站不起来了。史可法一见，跪上前去，抱住左光斗大哭，左光斗眼睛烫瞎了，可是听出声音是史可法，乃大骂他你来干什么！国家之事，已经糜烂了，你不去救，反倒“轻身而昧大义”，妇人之仁，跑来看我，一旦被奸臣发觉，你还活得成吗？你快给我走，不然我就打死你。说着就抓起地上铁链刑具做投掷姿式，史可法只好含泪而出。史可法后来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这是杨继盛以后的又一个！左光斗死在明朝高宗年间，一转眼又是两百七十年了。谭嗣同想着。
从三百五十年前的杨继盛，到两百七十年前的左光斗，这个刑部狱、这个头监牢房，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息的过客，他们的身躯已经不存在、血肉已经不存在，但是，鉴不用人，形还间影，他们的影子，其实依然存在。他们在丹青与青史、热血与冷汗、悲愤与哀呼、长吁与短叹，其实处处都凝固在空气里、嵌入到墙壁里、渗透到地底下。虽然先后关到同一座监狱同一间牢房，甚至萧条异代，各不相属；身世遭际，自有千秋。但是，当一代又一代化为尘土以后，他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累积在一起，做了时空的交汇。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同座监狱同一牢房，先驱者的身影却恐怖的魂影相依，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为了中国的伤痕，永远做出推陈出新的见证。如今，谭嗣同来了，他在看到榆树以后，顿觉这一刑部狱的头间押房变得逼进起来，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多少悲惨与凄凉，一一都浮现他的眼前。尤其夜色渐深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牢房里没有灯光，灯光是油灯的，只在走道上才有，牢房里几乎是黑暗的。黑暗之中，自己的影都离开自己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他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自己以为自己是形。其实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的时候，是错了。自己不是纯粹的形，乃是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迫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人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在黑暗中，谭嗣同化形为影，与同座监狱同一牢房的先驱者，开始魂影相依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凌晨五更左右，谭嗣同朦胧中听到有人轻敲木栅栏，他定神去看，一名狱卒在向他招手，另只手还拿着一支点着的香。香是全根的，常识告诉他：这狱卒是刚接班的。他下了床，走了过去。
“谭大人吗？”狱卒轻声他说，“我是佩服你的人，昨天中午的牛肉和辣椒就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家仆人有信带来，还托我带上一点日用品，等下我塞在门后。”狱座说着，左右张望了一下，“等天亮后，请大人借纸笔，说要写信通知家中仆人送日用东西来。收到纸笔后，再加写一两封信，加写的信，可说秘密的话，我明天早班来取，我会秘密替大人送去。”说完了。不等谭嗣同开口，转身就走了。
天亮后，谭嗣同照做了。他把第一封信公开交给狱方转加写的两封，也写得很含蓄，以防万一。
第一封信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逆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中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第二封信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
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第三封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谭复生字
第二封第三封信秘密交出的时候，已是入狱第三天的清早。取信的狱卒偷偷告诉他，抓进来的人有八位，都隔离监禁。除谭大人外，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谭嗣同心里想：徐致靖是向皇上保荐他们的大臣，被牵连还有个道理；张荫桓只是康先生的同乡而已，且是当朝的办外交的第一把手，他怎么也被牵连了呢？
同一时间，张荫桓在南所未监里，正靠在墙上，以三分玩世的嘴脸，悠然想着：“他们说我勾结康有为，其实康有为他们只是新进小臣，我在他们以前，早就做了大官了。说他们勾结我，还差不多。我的被捕，其实啊，结怨在我从英国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工登极六十周年回来送礼送出了差错。我那次回来，在英国买了红宝石送给皇上、绿宝石送给老太太，但却因看不起李莲英那太监，结果在老太太欣赏绿宝石的时候，李莲英在旁边挑拨说：‘难得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下子正挑拨到老大大的痛处。在妻妾衣饰分别上，按规矩，大大太用红色、小老婆用绿色，西太后这老太太出身小老婆，这下子老太大多心了，把宝石退了回来。当时我磕头认罪，老太太没有立刻算账，今儿却是趁机来算账了。”
他又想着：“四天前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我叫九门提督等我吃过饭，他同意了。临出门时候，他们偷偷提醒我：‘有什么话，跟夫人交代一下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杀我了。我很干脆，说：‘不必了。’就跟他们来了。不过，杀我容易，但向洋人解释却不容易，看老太太怎么解释吧！”想到这里，他狡猾地笑了一下。
由于张荫桓是有名的大官，气焰又盛，他在刑部狱里，倒比别人拉风得多。这时他六十二岁了，他在官场打滚几十年，什么黑暗都见过，在黑暗里，他以部分玩世的从容，面对着世事的波谲云诡，也颇能自解、自得和自脱。但是这次，他仿佛感到自脱不得了，但他仍达观得不太介意。他虽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做了大官，实际上，几乎已是外相、外交部长的身分，但他并不是科举出身。在几乎人人科举出身的官场里，显得非常刺眼与索寞。科举出身的讲究梯次，同一年考取的叫“老同年”、先前考取的叫“老前辈”，在办公场所、在大庭广众，到处是“老同年”、“老前辈”称呼得此起彼落，把他窘在一旁。但是张荫桓却别有自嘲嘲人之道。他找来三个名戏子：秦稚芬、王瑶卿、朱霞芬，叫她们戏称他做“老前辈”，他自己戏称她们叫“老同年”，以为反讽。如今，他身陷牢里，角色换了，所有先他坐牢的，都成了“老前辈”；所有与他同时坐牢的，都变成了“老同年”，他寻思起来，不禁好笑。
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书却念得极好，很多古文他都背得烂熟。在无聊中以背古文自遣，背到方苞那篇《狱中杂记》，他忽然大有所悟。近一百九十年前，清朝大学者方苞被判死刑，关在牢里，那个牢，不正是这座刑部狱吗？方苞后来被赦出狱，写的那篇《狱中杂记》，所写的内容，岂不还流传到眼前吗？方苞写监狱黑暗，写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前有小窗透空气；其余的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往往一死就死上十来个。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的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作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道：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日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样的走路。有人间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方苞又写道：“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
张荫桓在牢里一边背诵着方苞的文章，一边从现场印证，他发现他置身的，是刑部监中最受优待的牢房。《狱中杂记》说做官的犯案可住优待房，现在他一人住一间，看不到其他牢房的更黑暗场面，也算优待的项目之一……想到这里，远处闻来哀号的叫声，断续的、阴惨的，使他更有动于心。他是老官僚了，见闻极多，他记得有人跟他谈到刑部狱的黑暗，禁子牢头受贿，名目繁多。有一种叫“全包”，就是花钱从上到下，一一买通，可得到最大的方便；还有一种叫“两头包”，就是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还有一种叫“撞现钟”，就是按件计酬，每得一次方便，付一次钱；还有一种叫“一头沉”，专在受刑时付钱，借以减轻皮肉之苦……张荫桓想着、想着，笑了起来。他自言自语：我这回遭遇的，可算是“全包”，不过不必我花钱买通，光凭我这“户部侍郎”的大官衔，就足以通吃这些禁子牢头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今天却是“牢里有官好做人”——要不是这个大官头衔挡着，《狱中杂记》的全套场面，我都要全部见识了。
与刑部狱相对的，其实另一座监狱也形成了，那就是瀛台。瀛台是中南海湖中的一个小岛。瀛台从明朝以来，便盖有宫殿厅堂，到了清朝，由名建筑师样子雷根据中国蓬莱等仙山的传说，把它变成人间仙境似的造型，但是，现在这一人间仙境，却变成了人间最豪华的监狱——光绪皇帝被囚在这里，这里，几百年来，曾有历代皇帝的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但是现在啊，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青年皇帝孤零零在假山怪石旁边，流连而不能再返。虽然他已经无异囚犯，但用他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却依旧以假乱真。先是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初九，厉行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把谭嗣同等六个人“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紧接着这道革职抓人的命令，两天后，九月二十六日，旧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但形式上只“严刑审讯”了一整天，九月二十人日，旧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这样的第三道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在这命令还没公布的清早，刑部监上下已忙做一团，开始“套车”了。
“套车”是把死刑犯送上刑场前的外部动作，把囚车套在骡马身上，准备出发。在南所禁子牢头呼喝套车的嘈杂里，张荫桓叫住走道的狱卒，轻松地低声间：“八个人抓进来，有没有留下一两个呀？”狱卒说：“听说留下杨深秀和康广仁。”接着听到外面套六车的声音。他心里想：“这回老太太真算账了，我就走一趟吧，反正活过了花甲之年了，死就死吧！”
正在张荫桓静坐待死的时候，远处的牢门一个个开了，嘈杂的声音混成一团，可是，人声并没有近逼到这南所末监来——他居然侥幸的死里逃生了。
开的牢门共六间，分别提出来的，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
刑部狱源自前朝的“诏狱”，俗称“天牢”，几百年来，累积了它不少的规矩。规矩中南所、北所两座，东西各有两道角门，犯人释放或过堂，走东角门；犯人执行死刑，走西角门。刘光第被捕时，正是刑部的大官，他知道规矩，一出这门，就是死路，六个人中，他最清楚死刑的作业，如今他亲身来试法了，他感到尖锐的对比与荒谬。
按照通常的称呼，衙门除中间的正门外，左为青龙门、右龙白虎门，白虎门平常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把犯人押赴刑场前才走这道门。通常的规矩是行刑前提犯人，或骗他说要开庭——过堂，或说有家人来看你了——面会，犯人一走出牢房外的二门，狱吏从他后面突然用力一推，大喊一声：“交！”藏在二门两旁的另一批家伙就一拥而上，抓辫子的抓辫子、提脚镣的提脚镣、挟持左右臂的挟持左右臂，一起大喊：“得了！”就蜂拥疾驰，像抬猪一样的把犯人抬到大堂阶下，强迫跪在那儿，由原来抓犯人的差官手执提牌，念念有词滚瓜烂熟的向堂上报告。由堂上略问姓名、年纪、籍贯，完成“验明正身”手续后，告以你已死刑定漱，现在立刻就要执行。然后下令“堂绑”，并用红笔在斩犯标上标朱。一点、一勾后，顺势把朱笔朝前面地上一丢。传说用这支毛笔可以治疟疾，于是大家一阵乱抢。
“堂绑”是一门大学问，堂上一声令下，手下就在犯人身后，手持衣领，往下一撕，把裂开的上衣从两肩向下拉，这时挟持左右臂的就开始向后扭胳臂，如遇到强悍的犯人反抗，狱吏就把随身携带的小铁锤，在犯人肩胛骨上一敲，两臂立刻松软，要怎么绑就怎么绑了。标准绑法是五花大绑。用绳子从头套上，将绳子两头从左右分开，再交互一抽，就拉紧了，再将两头捆在犯人反背的交叉手腕上，从手腕上再绕过拇指与食指之间，最后打结。这种绑人方法，牢固无比。一经五花大绑后，就给犯人最后吃顿酒肉。所谓酒肉，肉是用篾签插三块生肉，在犯人嘴唇上一擦，表示给你吃了；酒是一大碗，拿着给你喝了，有时候，把樟脑放在酒内，喝了可以昏迷，痛苦自然减少。当然，放樟脑是要暗中给好处才有此优待的。酒肉完毕了，把犯人放在篮里，两人一抬，就出了白虎门。
刘光第他们六个人除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外．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官，所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比较客气。只是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骡车上有木笼，人放进去，头却伸出外面，远看起来，头像是笼盖上的圆把手。
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几百个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菜市口。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从官宦仕绅到贩夫走卒，过卢沟桥，进广安门，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菜市口从六百年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一位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当他从狱中走到刑场时候，态度庄严而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元朝统治者把这位只有四十六岁的宋朝丞相在闹市杀死，是一种成全，因为这样“刑人于市”．对殉道者而言，倒是一种宣传和身教。中国人民，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后来，一座“文丞相祠”就这样盖了起来。
菜市口最精华的所在是丁字路口上，从两行翠绿的槐树北望，就是巍峨的宣武门，更是皇权的象征。高高在上讲究“刑人于市”的帝王看中了它，把它当作杀人示众的好地方。在热闹的路口杀人立威，可以达到“与众弃之”的效果。在这种作用下，菜市口是刑场中的闹市，也是闹市中的刑场、因为在行刑时候，总是就地取材，并没严格的划分市与场。路北的那家西鹤年堂，就是就地取材的一个。西鹤年堂是几百年来的老药铺，传说它的匾还是明朝宰相严嵩写的。每到行刑时候，西鹤年堂旁边就要搭上个棚，棚下放着一张长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锡笔架，上面插着朱笔，给监斩官使用。
监斩官一般是戎服佩刀、骑着大马、气势汹汹地带着决囚队，鸣锣开道，直奔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着他，刽子手也跟着，其中刽子手最令人侧目，他们或穿红衣、或打赤膊，手提大刀，面目狰狞。这种人有很好的收入，一般说来，杀一个死刑犯，可得白银三两六，其中高手，一天可杀好几个人。另外还有死刑犯家属给的“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这种“孝敬”，是拜托请以“快刀”减少死刑犯痛苦。按照刽子手的规矩，他们用的是“鬼头刀”。“鬼头刀”在刀柄上，雕一鬼头，刀的前端又宽又重，后面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颈脊骨软门地方，以腕时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头砍下。这种功夫不是无师自通的，也靠祖传或师傅传授，做徒弟的，总是先从天一亮就“推豆腐”——反握“鬼头刀”的刀柄，以腕肘力量，把豆腐推成一块块的薄片；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画上黑线，一条条照线往前推；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放铜钱，最后要练到快速一刀刀朝黑线切，但铜钱却纹风不动，才算功夫。这种“推豆腐”，推得出师以后，还要练习摸猴脖子，摸出猴子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所在，从而推广到人体结构，在砍头时，做到一刀就朝颈椎骨连结处砍下，干净俐落，减少死刑犯痛苦。死刑犯家属给“孝敬”，其理也就在此。否则由生手或熟手故意装生手乱砍一气，死刑犯苦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而死。如刽子手砍头砍得恰到好处——推刀推到喉管已断时就快速收刀，使喉管前面尚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刽子手收放之间，能做到这种功夫，是要得到大”孝敬”的。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身首异处以后，可以买来专家，把头“缝”回去，叫做“缀元”，也算聊慰生者与死者。总之，家属对刽子手的“孝敬”是少不了的，没有这类打点，花样就会层出不穷。即使死刑犯死后，花样也不会中止。例如刽子手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中国人传说，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
不过，这些规矩都是对一般死刑犯用的，碰到死刑犯身分是大臣的时候，就得客气多了。所有的花样都得收起，也不能将死刑犯放了篮子里抬到法场，而要正正式式用骡车护送了。到了法场，甚至有刽子手向“犯官”下跪请安的例子，口呼“请大人归天”以后，方才行刑的。做过大官的，就便是死刑临头、刑上大夫，还是有不少尊严的。
当然，尊严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来自对大臣的尊重，一方面也有赖大臣自己的表现。谭嗣同他们六个人从上骡车以后，所表现的气慨，也就有了等级之分。六个人中，有人表现得激越，有人表现得沉痛，有人表现得不服，有人表现得怯懦，但是，谭嗣同表现的，却是一派从容。
菜市口西鹤年堂旁边的棚子，已经快速搭盖起来，棚下的桌椅文具，也布置得一应俱全。这回走出的监斩官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刚毅，是一级的满洲大员。他下令将犯官们带到，在形式上，一一验明正身，用朱笔勾决，然后按照惯例，朝地下丢下朱笔。这时谭嗣同忽然叫住刚毅，要同他说话。刚毅忌讳死囚临刑前对他说话，他把手一挥，叫左右带下去，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要听。谭嗣同看到这老官僚颟頇尴尬的表情，忍不住好笑，他微笑了一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在刽子手的准备行刑过程中，他又放眼望去，望着天上的浮云，随着浮云，他的思绪快速的闪过。他想到江湖中人，在临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感到也该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种轮回性的。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想到这里，他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一条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法场：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死得其所，
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谭嗣同的躯体静静地仰卧在菜市口，他的头颅滚在一旁，血肉模糊。老家人胡理臣，带着另一个老家人罗升和浏阳会馆的长班，一起赶过来，料理善后。先从西鹤年堂要来一盆水，抱起头颅，洗去泥土与血迹。他们含泪望着小主人，小主人的两眼圆睁着，嘴张开着，又像死不瞑目、又像大声疾呼。由于被砍下来半天了，面孔已经开始瘪下去，瘪下乍看是缩小，其实是肿胀的前奏，再过一天，就肿胀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就很难认出本人来了。
老家人们焦急地等棺材到，在下午，棺材抬来了。“缀元”师傅也请来了。师傅把头颅端正的接在颈腔上，用熟练的技巧，在脖子正面左右各连一针，又在背面补上一针，就算完成了归位的手续。大家把尸体抬进棺材里，钉上了棺材盖。老家人点了香，抚棺而跪，磕了头，就由杠房抬起棺材，向西走去。第一个经过的路口就是北半截胡同，胡同南口就是浏阳会馆。老家人胡理臣痛苦地想着：“真没想到我家少爷住的地方，离刑场这么近！”
一行人等再朝西走，越过了一个胡同口，走到了下一个胡同口，开始左转进胡同，走到尽头再右转，一座古庙展现开来。他们在庙门口歇下，胡理臣先进庙里洽办，罗升在斜阳中望着庙门，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法源寺”。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口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逢蒙弯弓专射羿，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槁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那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廉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〇），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第六章 皇帝
翁同龢进了宫，把康有为的意见，偷偷告诉了皇帝。请皇帝注意这个三十八岁的青年改革家。这时正是甲午之战的第二年，中国打了败仗，割了台湾、赔了二万万两银子，皇帝在苦闷中。
皇帝从四岁登基以来，一直在皇太后威严的眼神下长大，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不感到背后那一对可怕的眼睛。小时候，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可是背后有帘子下垂，皇太后坐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若隐若现之间，使朝臣听她的，而不是听皇帝的。那时候他年纪小，听谁的，对他都一样。他小得不能做皇帝，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不，皇太后，主持一切。她入在帘子后面，可是命令一直在御座前面。每次上朝，他被抱上御座，两只靴子底就直直对准大臣的老脸，他们说的话，他全不懂，在无聊中，他只好做一项消遣，他们之中，谁在说话，他便靠住大椅背，把靴子并着对准谁，先使他自己看不见那张说话的老脸，然后靴尖互相抵住，把靴跟偷偷分开，再从靴跟的三角形空隙，去看那张说话的嘴。每一张嘴都不一样，但每一口烂牙都一样。他比较每一张嘴和牙，偷偷地笑。他不敢笑出声来，大姨妈，不，皇太后就坐在身后。年纪小的时候，他常常听到什么“姨指”，后来才知道是皇太后的命令——“懿旨”；又常常听到什么“鱼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小皇帝自己的命令——“谕旨”。他慢慢分辨出“懿旨”是真的，而“谕旨”却是假的。这些旨呀旨的，他本来都不懂，而是翁师傅教的。翁师傅在他六岁依制就学时就来上课了。记得上课第一堂就是学写翁师傅的名字——“内阁学士翁同龢”，好难写啊！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字？他想到上朝时靴子缝间的一张张嘴，他笑起来。可是，翁师傅立刻警告他，做皇帝，要庄严，请皇上不要笑……
就这样的，他在没有笑容的宫廷里长大，整天是别人向他磕头，他再向皇太后磕头。他夹在两极之间，两极之间只有他自己。整天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墙与宫墙。人墙都是跪着的，是那么矮；宫墙都是立着的，是那么高。他没有玩伴。要玩自己玩，可是旁边总有“他们”在照拂、在偷看，最后玩得也不是自己，而仿佛在戏台上。在宫中的戏台前面，他陪皇太后听戏，他现在自己玩，被他们看，又和在宫中听戏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的观众比刘赶三还要少。
他真喜欢看刘赶三的戏，他记得十九岁结婚那年，皇太后说皇帝成人了，要把政权归还给皇帝，撤掉了背后的帘子，实行“归政”，他像个皇帝了。可是，在陪皇太后听戏的时候，他还是得站在旁边，必恭必敬。有一天，刘赶三在唱一出扮皇帝的戏，忽然在台上插科打浑，在同台的戏子笑他是假皇上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忽然说：“你别看我这个假皇上，我还有座位坐呢！”当时因为戏演得大家高兴，刘赶三这一说，居然逗乐了皇太后。皇太后那天特另，高兴，在台上台下、大家围着讨她欢喜的时候，她居然含笑，慢慢抬高她的食指，说：“那就给我们真皇上端把椅子吧！”从此以后，他才在听戏时有了座位。
皇太后是他母亲的姐姐，皇太后自己的小孩同治皇帝被皇太后折磨死了，所以把他这外甥找来充皇帝。在他刚出生不久，皇太后就问他母亲：“有没有打了什么锁？”他的母亲的回话是：“启禀皇太后，没有。奴才们还没有准备，只候皇太后开恩。”所谓的锁，是挂在刚出生小孩脖子上的锁片。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使他不能从来的路上走回去。皇太后从俗送了金的锁片给他，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送锁片的大姨妈，竟是真正锁住他一生的人！
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祖制，应该以晚一辈的做接班入，皇帝无嗣，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可是，皇太后不肯，因为这样一来，她自己又高了一辈，变成太皇太后，再会“垂帘听政”，就不成体统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反倒找来外甥充皇帝。当时有御史吴可读以“尸谏”力争，可是也没有用。她的妹夫醇亲王听说自己儿子给派去做皇帝，知道上有成风凛凛的大姨妈，这皇帝可不好做，因此吓昏了，他跪在大姨子面前又磕头又大哭，可是却挽不回这一局面。想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这是一种殊荣；但一想到从此亲情两断、骨肉生分，将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他又感到一种隐痛。登极大典开始之日，也就是四岁的小儿子永远离家之时。那是一个夜晚，四岁的小男孩被叫醒，给抱进了銮舆大轿，唯一他能见得到的熟面孔，是他的乳母，那还是皇太后特诏允许的。
乳母是富贵人家的特产。按照中国的习惯，生母十月怀胎，生下儿子，体力已衰，真正喂奶的工作，主要要靠更合适的专家来担任，所谓专家，就是乳母。乳母大多来自农家，农家的女人接近自然、身体健康、性格淳厚，挑选乳母的条件是找到刚生小孩两个月的、相貌端正又奶汁稠厚的为上选。选定以后，双方约好，从此乳母不得回自己的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小孩，她每天要吃一碗不放盐的时子，以利产奶，日子久了，她不再是女人，而是一条奶牛。很多农家的女人，为了救活自己的家人，甘心出来做乳母。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她养肥了别人的小孩，而自己的小孩，却往往饿死了。一朝富贵人家的小孩长大，她自己得以回家探亲的时候，常会发现，她自己的小孩。早已不在世上多年了。
当四岁的小男孩给抱进了銮舆大轿的时候，乳母后退，钻进了一肩小轿，随在仪仗行列的最后，进了皇宫。她跟小皇帝相依为命，但是，小皇帝比她还好一点点——在大庭广众的朝见中，他的亲人，夹杂在众人之中，还可以偷着看到；但她的亲人呢，却永远长在梦中！
皇宫被叫做紫禁城。中国习惯天帝住的天宫叫紫宫，紫是紫微，就是北极星，北极星位于中天，明亮而有群星环绕，象征着帝王的君临。紫禁城的格局，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太和殿雄踞中央，居高临下；皇帝寝宫乾清宫、皇后寝宫坤宁宫，乾坤定位；东边日精门、西边月华门，日月分列；十二宫院，十二时辰。东西六宫后面的几组宫阁，群星环绕。从天地乾坤到日月星辰，真命天子就这样用宫殿衬托出来了。
紫禁城在白天时候，是琼楼玉字、琉璃生光；但一到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际，一层层恐怖气氛，就袭人而来。那时候，进宫办事的人都走了，寂静的乾清宫里就传出太监们的凄厉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一个人的余音，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的响起了值班太监的回声。这种呼叫，使整个的紫禁城，从中央开始，随着音波传播出一阵阵鬼气，令人毛骨悚然。
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但毛骨悚然的感觉，却是不分日夜的。在白天，他看到的总是那威风凛凛的大姨妈，不，“亲爸爸”，她要他叫“亲爸爸”，令他毛骨悚然；在晚上，他看到的却是巍峨宫殿的阴影，服侍他的尸居余气、不男不女的太监，和四处的鬼影幢幢，令他毛骨悚然。他在恐惧中唯一的依靠，只有他的乳母，但是乳母并不准时时在旁边，大多的时间，他还是孤独无靠。直到他六岁的时候，翁同龢师傅来教他读书。他的境界，才开始在知识上有了发展。翁同龢跟他的师生之情是深厚的。从翁同龢那里，他知道了自己、知道了中国，也知道了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人间有的，不只是那一座座皇宫，在皇宫以外，还有大地中国、大千世界。
熬到十九岁时候，皇太后形式上归政给皇帝，但他这个皇帝，却是空头的，真正的大权，还操在皇太后手里。皇太后虽然在北京城里不再垂帘，但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中，却有一道天网，罩住了北京城。
皇帝十九岁获得归政以后，他看到的国事，是一个烂摊子。皇太后那时五十五岁，中国在她手下，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多年前，皇太后夺权成功，乃是因为英法联军杀进北京的外患而来，如今三十年下来，又来了甲午之战新的外患，但是国家在皇太后无知又自私的统治下，更衰弱了。三十年前中国是被洋鬼子欺负，三十年后，竟连东洋鬼子都敢欺负起中国来了。随着国家局势的恶化、随着自己年龄的长大，皇帝决心要翻过这座宫墙，真正做一个像样的皇帝。记得他小时候，在紫禁城里，他奔跑着，奔跑过一层又一层的宫墙，可是，不论他怎么奔跑，也翻不过它们，他知道宫墙外面是他自己的国家——有一天，他自己将去治理的国家。如今他长大了，他真的要去治理了，可是宫墙还挡在那儿，不但有形的挡在那儿，并且无形的延伸到北京城外、伸展到城外高高在上的颐和园。那颐和园，他每个月都要去上五六次，去向皇太后请示与请安。虽然贵为皇上，但他不能直接进入皇太后的宫殿，他得跪在门外，等候传见，还得偷偷和一般大臣一样，送李总管他们红包。才得快一点进去，否则先在门外跪上个半小时，也在意中。这是什么皇帝啊！
偌大的宫廷、满朝的文武，除了老师翁同龢外，他没有可以说贴心话的男人。他被归政以后，外面传说有皇太后的“后党”与皇帝的“帝党”之分，前者浑名“老母班”、后者诨名“小孩班”，但是，真正的“帝党”党首、“小孩班”班主，却是孤家寡人！他何尝有什么党派与班子，人人都是皇太后的耳目，连他的皇后都不例外，皇后不是那隆裕吗？她正是皇太后的侄女！他的身边简直连说贴心话的女人都没有，除了珍妃，珍妃是他心爱的女人。但是，这一心爱，却适足构成了皇太后用来整皇帝的过门儿。皇太后要时常向皇帝展示她的威权，而展示的方法，却是通过罚珍妃跪、下令李莲英等动手打珍妃耳光，作为对皇帝的警告。有多少次，皇帝到景仁宫、到珍妃的房里，只见珍妃掩面低位的时候，皇帝就心里有数，知道今天又发生了。这一天，他坐在珍妃床边，轻拍着她的背，他无法说什么话，心疼、怜悯、愤怒、内疚、无奈……所有混杂的情绪一起涌来，淹没了他。
有多少次，他从珍妃住的景仁宫那边回来，带着慰藉，却也带着恶梦。恶梦是夜以继日的，那是一种强迫观念，他白天挥之不去、晚上睡中惊醒。恶梦总是从大姨妈，不，皇太后开始，那是一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无声的向他逼进、逼进，愈近愈大，大得使他连哭都不敢，他两臂伸向左右，十指抓动着，像是去抓住一点奥援、一点温暖，他仿佛左手抓到了一只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乳母的、乳母的手。但是，那只手在滑落、滑落。最后，他再也抓不住了，他失去了乳母；另一方面，在恍惚之中，另一只手在抓他，抓他的右手，那是一只更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珍妃的、珍妃的手。但是，他自己的右手却那样无力，无力援之以手。最后，珍妃手在滑落、滑落……蓦然间，眼前的皇太后后退了、转身了，渐渐远去。但是，一些嘈杂的声音，却从远处传来，他好奇的赶过去，可怕的画面展示在那儿：远远的，皇太后左右拥簇着，高高在上，坐在大轿上面，珍妃跪在地上，衣服被撕破，被李莲英抓住头发，在掌掴，一边打、一边以太监的刺耳音调，在数：“一、二、三、四、五
皇帝冲了上去，他顾不得了，大叫：“住手！住手！”他抓住了李莲英的肩膀，伸手就是一记耳光。李莲英挣脱了他，弯腰扑向皇太后，跪下去，大喊：
“奴才为了老佛爷！奴才为了老佛爷！被皇上这样下手打！”他一手捂着脸，假哭着。“这差使奴才干不了了哇！干不了了哇！”他连磕了五个响头。“请老佛爷开恩哪！放奴才回老家吧！留奴才一条狗命吧……”
霍然间，皇太后暴怒了。
“皇上的胆子可真不小哪！连我的人都敢打嘴巴子了！打狗还得看看主人面子吧？你眼里没有李莲英，还有我这老太婆吗……”
“亲爸爸！亲爸爸！”皇上立刻跪了下去，“儿臣不敢。”
“好吧，”皇太后冷冷他说，“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看这样，我们就躲在颐和园，不敢到你们皇宫里来了。不过，我告诉你——”皇太后两眼一睁，威严四射。“咱们可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别以为你做了皇上，就可以讨了小老婆忘了娘。有人能让你当上皇帝，有人就能把你给拉下来，当什么样的皇帝，你就看着办吧！”……
“你就看着办吧！”“你就看着办吧！”……皇太后那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又重新逼近了他，可是这回不是无声的，他的左手没有乳母、右手没有珍妃。他左顾右盼，可是，乳母失踪了、珍妃也倒下了……他蓦然惊醒，坐了起来，满头大汗。屋里的烛光在闪动着，只有一支烛光，燃烧自己，在阴森之中，带给人间一点可怜的光明。
皇帝再也睡不着了，他看看洋人送给天朝的时钟，时钟正是两点钟。“也该起来了，”他喃喃自语，“今天还要上朝呢！多少官员，已经在路上了。”
祖宗的传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寅”是清早三点到五点，但这三点到五点，是办事办公时间，不是起床上班时间，起床上班，还得更早。通常凌晨一点，住在南城外头的汉人官员，就从家里动身了。汉人官员除非皇帝特赏住宅，是不许住内城的，虽然光绪皇帝放松了祖宗的规矩，可是，官员住在内城的，还是有限。满朝文武，都经过三个门，进入皇宫，王公贵戚走神武门；内务府人员走西华门；其余满汉官员走东华门。走这三个门，还有规矩，规矩本来是禁严的、本来是要搜查的，但是官员大多，搜不胜搜、查不胜查，日久玩生，干脆免了。但有一个规矩没免，那就是官员进城，守门的卫兵必须喊门，喊门就是喊“哦！”一声，表示我知道你来了。这一声“哦！”也因官大小而异。大官来，“哦！”的声音长；小官来，“哦”的声音短。有时候，卫兵爱困，干脆在地上铺上席子，在门洞内、躺在被窝里头喊“哦！”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天气太黑、烛光大暗、门洞又长。所以纵使天低皇帝近，照样腐化胡来。上朝的人，在“哦！”声中，打着小灯笼，一个个鱼贯前进，从三个门前进到宫里去。当然，年高德劭的大臣还是不同的，有时候，皇帝看他们走得太辛苦，特赐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叫做“穿朝轿”；或乘马，叫做“穿朝马”，但这种优待，也只是到隆宗门前为止。翁同龢是皇上老师、也是年高德劭的大臣，也不能例外，这天，他在隆宗门前下了轿，满怀心事的走进养心殿。
北京城从外城朝里走，有三座大门，中间的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宣武门、右边的是崇文门。进正阳门直往里走，就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由天安门再直往里走，就是午门，午门是一，座成上边包抄形状的大建筑，正面是一座大楼，两边是四座角楼。它的前面，空间很大，可容纳两万人。明朝清朝的国家大典、常在这块地方举行。当然这块地也别有他用。例如明朝的“廷杖”，皇帝发威，当场打大臣屁股，就在午门；又如清朝的“申饬”，皇帝发威，叫宦官做代表把大臣臭骂，也在午门。还有大臣们向皇上谢恩，一群人满地下跪，也在午门。
进了午门，就是金水桥，过桥一直走，是太和门。太和门是人和殿的正门，进了这门，皇城内最伟大的建筑出现了，就是外朝的正殿——大和殿。殿前面围着三层龙墀丹陛，第一层二十一级，第二层第三层各九级，每层都围有白石雕成的云龙栏杆，曲折而上，再上面就是金碧辉煌的中国最大的木构大殿。殿基高二丈（约六公尺）、殿高十一丈（约三十三公尺），是用八十四根楠木大柱做骨架造成的。
太和殿因为是外朝的正殿，所以国家大典及元旦、冬至、万寿等节日，都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个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和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形成了三大殿，是外朝的政治中心。再往前走，就是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进乾清门往前直走，就是乾清宫，这是皇帝的寝宫。但是，皇帝日常真正的活动中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乾清宫前右侧的养心殿。养心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所在，召见臣属、举行宴飨，都在这里。这个殿有皇帝的小套房，在偌大阴寒的紫禁城里面，是比较温暖的所在。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典故，但是，“寡欲”固然太难，“养心”自也不易，这处神经中枢，其实倒是最扰人的地方。
这天，皇帝在养心殿里单独召见了翁同龢。
翁同龢概括的报告了中国已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请皇上从变的角度，盯衡大计。
“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不变啊，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皇帝对翁同龢说。“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就在上海设立制炮局了，后来有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诫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乃至成立招商局，这些都是先朝同治时代的变啊。即以本朝而论，从本朝元年举办铁甲兵船、在各省设立西学局开始，后来设立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北洋海军、汉阳兵工厂……直到今天……”
“皇上说得是。”翁同龢答道。“我们的国家，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开始变了，可是，我们变的，多是在船坚炮利方面‘师夷之长’，想从这方面‘师夷之长以制夷’。船坚炮利固是‘夷之长’，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长处是他们变法维新所带来的政治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夷之长’。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没有去学。结果，我们不但打不过真正的‘夷’，甚至在真正‘师夷之长’的日本变法维新以后，我们都打不过。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伏请皇上圣裁。”
皇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拇指支着下巴，其他四指揉着脸，他沉思着。他已经二十五岁，身体虽不壮硕，但是青春摆在那里、朝气摆在那里，从翁师傅的口里，他对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己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的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干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一八九五年过去了，一八九六年来了；一八九六年过去了，一八九七年来了；一八九七年过去了，一八九八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的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六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
召见康有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师傅生离死别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荐康有为，自己不但做了垫脚石，并且招致西太后对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牺牲了自己，把后继者送上了台面。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春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正在康有为要向人请教的时候，大头胖子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了。他坐上派来的专车，直奔袁世凯的海淀别业。
“久违了，长素兄。”袁世凯迎在海淀别业门口。一边迎康有力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表明了邀请之意，“今天约老兄来，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兄。因为这是首次，请老兄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兄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兄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兄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袁世凯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这是一双‘护膝盖’，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时候站不起来，又是失仪。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兄。我要赶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兄尽可使唤。今天送老兄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为表达了感谢之意。心想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这么细心、这么圆到，真是不简单。三年前办强学会，他还捐了钱，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总是出现，帮人一把，这个人真不简单。
颐和园的凌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康有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曙，轮到康有为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稍闭眼，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只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康有为走上前，跪了下去，脱帽花翎向上，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对康有为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轻轻他说，“翁同钳A保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他们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上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因此决心走这条路。你呈上来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康有为沉着地答着。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国上下好好干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当然知道。”皇帝特别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帘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大多了。在这么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该怎么做？”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时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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